便捷股票配资梁山一百单八将中仅六人未犯死罪，一人为花和尚鲁智深，其余五位到底是谁呢？

北宋政和年间便捷股票配资，东京汴梁的开封府衙门里，每天都有犯人押解而来。若是熟读《宋刑统》的小吏站在堂下，翻翻案卷，恐怕会忍不住感叹一句：若真把律条一条条对照，《水浒》里那一百单八条好汉，站到堂上，能保住脑袋的，真不多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这群被后人奉为“替天行道”的人物中，真要按律法较真，反倒只有寥寥几个人，勉强够得上“不犯死罪”这四个字。鲁智深算一个，其余五位，却常常被读书人忽略。

先看律法，再看人，再看结局，这六个人就渐渐脱颖而出。

一、从律法角度看梁山：谁是真正的“死囚”？

《宋史·刑法志》记载，北宋沿袭唐律，又有所增修，杀人放火、抢劫强盗，几乎都是死罪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沾上“杀人夺财”“结伙持械”“袭击官军”，基本都难逃一死。

梁山好汉绝大多数，犯罪形态高度集中。大致三条路子：一是杀人泄愤，二是劫财行凶，三是聚众造反。三条叠加，那就是“不斩不足以平民愤”的标准犯人。

武松是典型例子。血溅鸳鸯楼，一夜之间，打杀西门庆、蒋门神等多人，又在飞云浦等地连环杀人，按照宋律，这种“连坐杀数人”，几乎就是立斩，连多说一句情面都嫌多。黑旋风李逵就更不用提了，江州劫法场、途中滥杀军民，又有“回乡杀人”这一笔，律条摊开，怎么算都超标。

这样的例子在梁山成堆。林冲火烧草料场，算谋杀未遂，加纵火。秦明放火烧村庄，按律不止一个死罪。就连一向被当做“老好人”的宋江，也是“私放死囚”“贪杀财物”“聚众造反”三罪叠加。

在这堆“铁证如山”的大案要案之间，反倒是鲁智深、裴宣、萧让、金大坚、安道全、皇甫端六人的案底，怎么看怎么“干净”，起码称不上“必死之罪”。

试想一下，若不是遇上那场“招安”，若真被押到开封府堂上，按宋律审案，这六个人的生死，很有可能写成另一种结局。

二、鲁智深：打人打死人，却为何不算死罪？

说这六个人，就绕不开花和尚鲁智深。这人在梁山一百单八将里，算是极特殊的存在——手脚不算干净，但律法上确实很难给他定上“斩立决”的罪名。

拳打镇关西这一出，看着热闹，落到律条上，反而有理可讲。

鲁达本是渭州经略府提辖官，武职出身，有一定“公权力”。郑屠强占金氏父女，敲诈勒索已经构成“强占良家、勒索财物”，本就触犯律条。鲁达出面，本质上是行使“纠察”“缉拿”的权力。事发之时，郑屠手持屠刀行凶，鲁达出手制止，虽下手过重，终归是“制止暴行”中误杀行凶者。

换成律文，就是“因公殴击致死，有减等论”。有罪，但不致死。

野猪林救林冲那一段，更是“见义勇为”的典型。董超、薛霸押解林冲，受高俅授意，要途中灭口。鲁智深提前得知消息，埋伏林间，破坏谋杀计划，杀的也是行凶之人，不管过程粗鲁，性质还是偏向“救人”。这种案子，即便被翻出来，最多也就是“私杀官吏”，罪名不轻，但有足够辩解余地，加上林冲作证，极有可能从轻发落。

更关键的是，鲁智深在全书中，从未杀过无辜百姓。他打死邓龙，实为惩治流寇恶僧。下山后行迹游荡，多是喝酒打架，寻常斗殴，不至大恶。

有读者可能会问，那他也算“落草为寇”啊。问题在于，鲁智深在二龙山、五台山、大相国寺辗转时，虽与绿林接触，却没有组织大规模劫掠，也没见犯下“烧村屠户”的血案，更多是被环境推着走到梁山一侧。

就算有官府要追究，大概率也是“发配”“革职”“禁锢”之类的惩罚，而不是立即问斩。按历朝“首恶必办，胁从不问”的惯例，他既不算首恶，也不算谋主，很难被判死。

从结果看，高俅对他也只是“施压清退”，没有下死手抓捕。这一点，在书中表现得很明显：高俅的人不过追他几步，口头“喝骂”，更多像做个样子。

所以，把所有情节串起来看，鲁智深算不上清白无瑕，但确实够不上“死罪”二字。

三、五位“专业人士”：跟着梁山，却没沾上血债

说完鲁智深，再看那五位：裴宣、萧让、金大坚、安道全、皇甫端。这几人有一个共同点——不是靠刀枪吃饭，而是靠“本事”混口饭。

这在冷兵器时代，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分界线。

裴宣，原是本府六案孔目，精通文书、审案，为人刚直，绰号“铁面孔目”。这个人的经历，有点类似被贪官整下来的清官。因不肯苟同新来的贪滥知府，被寻事刺配沙门岛。途中落入强人之手，被逼为盗，最后在饮马川、梁山挂名“掌刑”。

但翻看全书，裴宣的“掌刑”，多数落在梁山内部纪律与“法场仪式”上。对官军、平民，他既不亲自杀人，也未参与策划屠戮。他真正的“罪状”，只有两个：一是脱离官府编制，入贼为徒；二是知法犯法，明知梁山行径违法，却仍留在山寨。

就律法来看，这种多以“杖刑”“徒刑”“流配”解决，很少直接判死。宋、明两代，对“胁从之盗”普遍有减免政策，裴宣这种因被陷害而入伙，更容易被纳入“从宽处理”的范围。更何况，宋江招安之后，朝廷要用他“掌文案、理刑名”，也算物尽其用。

萧让，绰号“圣手书生”，最大“罪行”，就是伪造蔡京书信、印章，给梁山提供“通行证”。伪造诏令、印信，按律本不轻，但牵涉到蔡京这种级别的权臣，又有意思了——连“事主”都不打算追究，事情就变味了。

书中交代，蔡京被安抚之后，不但不追责，反而请萧让入府，充任“门馆先生”（也称西席）。这个位置，地位不低，相当于府中座师。若蔡京真想追究“伪造印信”，哪还有这等好事。

这恰恰说明，朝廷高层对梁山一事，有极强的政治考量：该杀的杀，该用的用。萧让这种有文化、有笔头的，杀了没什么意义，用起来反而顺手。严格说，他的罪属于“技术性从犯”，并非首谋、也非行凶，对官军百姓无直接伤害。

金大坚，“玉臂匠”，本职是雕刻印玺、雕塑器物，跟刀兵之事离得很远。他造假印，不过是技艺被裹挟。伪造印玺也属重罪，但金大坚没有借印行事，也没亲自参与谋划，只是“照样刻印”，跟自己拿着印去招摇撞骗完全是两回事。

书中结局给得很清楚：金大坚入内府御宝监，专管印玺、宝物。这种安排，等于官方认可他的技艺，把过去一笔勾销。若真有夺命大罪，根本不可能让他碰皇帝的印玺、玉宝。

皇甫端，“紫髯伯”，是个兽医，擅长医治马匹、家畜，人称“医马圣手”。他在梁山的主要职能，就是负责战马伤病与庄户牲畜，无杀人之记载，更无大案在身。战时，他最多参与军务调度，却不是杀人冲锋一线的将领。朝廷后来让他任御马监大使，这个官职虽不显耀，却是实打实的“专业岗位”。

安道全就更典型了。这个“神医”，自始至终不是杀人的角色，反倒常常救人。

最冤的一次，是被张顺“杀人嫁祸”，被迫上山。若没有那一出，安道全完全可以在地方上做个名医，安安稳稳。到了梁山，他医伤治病，不问出身。宋江背生“鬼疽”，若他心存怨毒，大可以“顺势一针”，书中却偏偏写他“竭力诊治”。这一笔，不得不说很耐人寻味：在作者笔下，他代表的是“医者不问善恶，只论救人”的价值。

张顺杀人嫁祸这一节，其实替安道全洗得很干净：他不是自愿从贼，而是被人一手推入泥坑。等到招安之后，安道全直接被钦取入京，在太医院任金紫医官。这个品级，不算很高，却也体面。他之所以能有如此结局，本质上是——手上没血。

再往下看梁山其他人，就会发现，这种“没血”的太少了。

四、谁该杀，谁可赦：梁山众人命运的差别

把这六个人挑出来，并不是为了抬高他们，而是为了和其他梁山好汉做个对比。

梁山人那么多，真要细分，大致可以分三类：

一类是典型“死罪不冤”的，比如李逵、秦明、张顺、杨志。杀人劫财，屠戮村庄，有的还多次累犯。李逵回乡，亲手斩杀老母被害的乡民，按律已经超过“极刑”数倍。秦明烧掉村庄，连妇孺、老幼都未必能幸免，这种行为换到任何朝代，都是必死之罪。

第二类是“罪有可罚，不至必死”的，比如史进、石秀、杨雄、武松等人。史进跟少华山强人来往，杀过官军，属于“通贼杀官”，照律是死罪，但考虑到他多次被逼上梁山，又有“护民”因素，存在减刑空间。石秀拼命三郎，杀潘巧云、裴如海等人，有“为朋友出头”“报不平”的因素，但手段太狠，在祝家庄连杀六七人，律文上难以开脱。

这一类人，若在和平年代，案子一摆，十有八九难活。但在战乱年代，朝廷有时候会拿他们当“工具”用完再收。宋江、吴用、卢俊义之流，就属于这种：先用他们去打辽国、打方腊，等仗打完，该收拾的一个也不会放过。

第三类，就是前面说的那一小撮“无重血案”的人：鲁智深、裴宣、萧让、金大坚、安道全、皇甫端。他们的共同点，可以归纳成一句：或是“因公失手”，或是“被逼从贼”，或是“仅献技艺，不涉杀戮”。

朝廷对这六人的态度，其实暗含着一种很典型的思路：刀枪可以收走，人才却要留着。